笔尖钢革命补短板 中国制造回应总理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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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01月17日03:26 时代周报

　笔尖上的革命补短板 中国制造回应总理之问
　　时代周报记者 杨凯奇 发自深圳
　　2017年1月，李克强总理的“笔珠之问”终于落下帷幕：过去为日本、瑞士所掌控的圆珠笔球座材料生产技术，日前已被宁波贝发集团、太原钢铁集团和中科院沈阳研究所组成的课题组联合攻破。从2011年立项，到2014年“笔尖钢”试制成功，再到今年年初可以量产，中国人造出自己的“笔尖钢”已经用去了6年时光。
　　去年1月4日，李克强总理在山西太原主持召开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座谈会。会上他的一句话引起广泛关注：“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包括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中国连圆珠笔珠都造不出？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突然触动了公众的神经与自尊。这成为了中国制造业一个必须回应的问题。
　　一年过后，即在“笔尖钢”量产成功后，另一种声音出现：经济学家马光远认为，相对于笔尖钢微薄的利润和很小的市场规模，高额的研发投入显得得不偿失：“制造业实在不必要一味地求全责备，可以买来的完全没必要自己造。”
　　如果将制笔行业看做中国制造业的一道缩影，则笔尖钢的意义可有另一番解读。
　　一位文具厂企业主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由于没有技术壁垒，制笔行业的恶性竞争非常明显：“我们做了一款新笔，刚出的时候有6毛钱的净利。后来有50多家企业看到以后一拥而上，生产一模一样的笔，这款笔的利润一下降到4毛，而且有越来越低的趋势。于是我们就不生产了。”
　　该企业主认为，未掌握核心技术，是中国许多工业部门心中的痛。国产笔尖钢的问世，让国内一些有资金、设备优势的厂家，能够拉开与同行的差距，创造出可以和世界品牌竞争的中国圆珠笔品牌。该名企业主判断，如果厂家能够用国产线材自主加工笔头，在成本控制上将领先对手一大个身位。
　　清华大学机械系博士、曾任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的杨云峰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我国造不好的钢种还不少，原因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对于中国制造而言，笔尖钢仅仅是一个正名—未来还有太多的路要走。
　　笔尖钢之问
　　2015年，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给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了制笔业面临的种种问题，其中就包括了“造不出圆珠笔珠”，总理之问由此发轫。事实上，圆珠笔所用的碳化钨球珠是我国完全可以自主制造乃至大量出口的，但直径仅有2.3毫米的球座体，无论是生产设备还是原材料，长期以来都掌握在瑞士、日本等国家手中。
　　经总理一问，“笔尖钢”这一本属于制笔行业内部的问题，上升到中国制造将面临何种评价的风口浪尖。但笔尖钢的相关研究，早在2011年便已经开始。
　　1月14日，在宁波一辆行驶着的出租车上，宁波贝发集团董事长邱智铭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电话采访。贝发集团，是此次国产高端笔头科技攻关的牵头方。
　　邱智铭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2011年，中国制笔行业内部准备在“十二五”期间解决长期依赖国外的一些材料和工艺，遂向国家科技部进行行业申报，通过了科技攻关立项，即“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项目计划—“笔头材料及其制备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课题。同时，制笔行业还有两个课题，“晨光负责牵头墨水与笔头的工艺匹配，其他几家牵头的是油墨”。时代周报记者获悉，三个项目共得到国家近6000万元的拨款。
　　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选择贝发牵头“笔头材料”课题，乃因为贝发是国内较早涉及圆珠笔制造环节的企业，有一定积累。国内一些较大的文具企业，早年间主要是代理国外品牌，涉足制造环节较晚。
　　贝发“牵头”的对象是科研机构和同行业企业。经过考察后，选择了太钢集团和中科院沈阳材料研究所。分工上，材料由太钢和中科院沈阳所一起研究，作为牵头方的贝发负责提供需求和技术指标，给材料研究提供了方向。另外，贝发还承担不锈钢材料精细加工攻关，然后把材料做成笔头进行测试，以及最终产品的市场推广。
　　协同创新造出“中国好笔”
　　“太钢和中科院沈阳所领到这个任务以后，一开始也不是很重视。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开发了很多不锈钢材料，你这个小小的笔头材料应该没什么难度。”邱智铭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直到“我们把指标提出来以后，他们研究一番”，才发现笔尖钢远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太钢集团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王辉绵认为，钢材要制造笔头，必须用很多特殊的微量元素，把钢材调整到最佳性能，微量元素配比的细微变化都会影响着钢材质量，这个配比找不到，中国的制笔行业永远都需要进口笔尖钢。但难度在于，笔头产品的生产工艺是国外企业的核心机密，太钢必须自主开发一套前所未有的炼钢工艺。没有任何参考，只能不断地积累数据、调整参数、设计工艺方法。
　　“因为开发这个产品没有可借鉴的资料，都是从一个成分的配比从几十公斤的开始炼，各种成分加入多少这个次数没法统计了。”王辉绵在接受山西本地媒体采访时说道。
　　由于此次太钢负责研发的材料将用在国产高端笔头上，因而要求更为严苛。邱智铭向记者介绍：“第一，材料要耐磨，高端笔头要能书写2000米以上，国内普通的笔头只能写几百米到1000米。如何提升耐磨性值得研究。第二，抗腐蚀性。由于墨水里面也有些酸，搞不好会破坏球体的光滑度。第三，高档不锈钢材料的切割技术，这在中国还是一块空白。大件的五金零件在中国都可以做得好，如果要求特别精细，因为笔头球珠的公差是2μ，这种精度的切割技术在国内还是空白。”
　　贝发和太钢、中科院沈阳所之间有一个联合工作组，每到研究节点，贝发会组织其他单位来开会，在会上给其他单位分配任务。会址大部分选在北京，有时邱智铭会亲自赴会。贝发还成立了工作组，时不时地到太原去做交流，邱智铭管这个系统叫“协同创新”。
　　在三方共同努力下，太钢于2014年12月第一次试验成功。但邱智铭称，这次成功的实验距离量产标准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又经过十多次终试后，第一批切削性好的直径2.3毫米钢材终于出炉。目前，这批钢材正在贝发笔业的实验室进行测试。在不同的角度下，每支笔芯都要连续不断地书写800米不断线，这已经是对太钢产品的近千次测试。
　　贝发集团测试实验室主任胡省洋回应称，用太钢生产出的笔尖钢，在出水均匀性、笔尖耐磨度上已和国外产品达到同一水平，甚至犹有过之。据悉，国内外已有几家企业订购了太钢生产的笔尖钢，市场初现。
　　信心层面作用更大
　　笔尖钢诞生后，有说法称，根据中国每年产380亿支圆珠笔计算，如果每支笔都用上国产笔头，总体成本能够降低10亿元以上。邱智铭认为这个说法 “不准确”。
　　“太钢生产的笔尖钢，是只用在中高端圆珠笔上的。”他表示，目前中国的中高端笔只占圆珠笔年产量的1%-5%，虽然笔尖钢已经得到一些国内厂家乃至国外厂家的应用，但由于比例微乎其微，对于降低制笔行业整体成本的意义，并不如“提振中国制造的信心”这一目的来得重要。
　　“笔尖钢，从中国大局来说，有典范意义。至少表明，制笔行业能突破，其他行业也能突破。是因为有这个效应，总理才会过问。如果仅仅是针对制笔这个小行业，他过问这件事意义就不大了。这和制造业的升级有关，至少大家看到媒体报道以后，提振了对中国制造的信心。” 邱智铭说道。
　　邱智铭表示，中国的制笔行业目前以中低端为主，但高端笔市场发展很快，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笔头以后，“至少我们有底气可以说去超越万宝龙、派克之类。”
　　中国制笔协会名誉副理事长陈三元介绍，我国研制成功易切削不锈钢线材以后，日本的钢材供应商立刻将价格从每吨12.5万元下调到9万元左右。同时，我国还研制成功了两台国产笔头制造设备，建成了多条墨水、新型结构笔头的示范生产线。进口墨水的价格和数量也都在下降。
　　在芬兰工作多年，杨云峰的感受是：“芬兰是科技发达的小国，他们只干最先进的东西，针头线脑都进口。”他表示，圆珠笔球座并非是利润率高的商品，如果完全交给市场、交给企业，企业没有动力去做研究的事。但作为大国，保证工业门类齐全也很重要。他向时代周报记者举例，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无法造出易拉罐，曾一度引起恐慌，最终也是用16年的时间攻克。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近年来舆论出现“马桶盖之问”“奶粉之问”“圆珠笔之问”，并非求全责备，而是代表了中国社会已经演进到一个更高的形态，消费者对商品质量、对生产的核心技术的要求，已经上升到一个全民阶段。“这是我们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最核心的动力”。
　　杨云峰表示，公众对中国制造业的关注与呵责，表达了一种愿景，“谁都不愿落于人后”。笔尖钢正是这一愿景的产物。
　　必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贝发牵头、引领的这次“笔头革命”中，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那就是格力电器(34.010, -0.02, -0.06%)董事长董明珠。
　　好在中国制造方面下赌注的董明珠，曾与邱智铭同期受邀参加央视《对话》节目。节目中，邱智铭提到了一支圆珠笔的制造过程，坦承国内缺乏高端制造设备这一现状导致生产圆珠笔的设备至今仍靠瑞士进口的现状。董明珠当即许下承诺：“一年之后，这种设备我负责交给你。”
　　一年后，董明珠回应称，由于缺乏材料，生产圆珠笔的设备最终没有交付到邱智铭手中。
　　邱智铭向时代周报记者回应此事：“我和董明珠的赌，赌的是中国制造的信心，不像和雷军是赌钱。这种赌是没有胜负的，董明珠也尽力了，她亲自到贝发，也多次派工程技术人员到贝发来考察，他们也承担了一些力所能及的自动化装备。至于最终造不造得出来，她在央视已经回答了。”
　　技术创新，前赴后继，每一次创新尝试都是为下一次做出铺垫，因而没有成败之分。这也是技术革新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以“笔尖钢”为例，邱智铭表示，贝发集团研制出的不锈钢精细加工技术，就有广泛的应用空间，如精密轴承、精密仪表等。
　　在2015年做客央视《对话》节目时，邱智铭认为，在制造业的许多领域中，材料、技术、设备都是最大的痛点所在。其他的产业领域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他看来，国内加快研发速度解决这些问题，并实现量产，才能大大改善制造业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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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圆珠笔研制中担纲重任的另一家文具企业晨光，其总裁陈湖雄则表示，中国制造亟须解决的不是硬件设备，而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员工的培育和塑造。
　　有专家指出，对于制造业的技术革新，政府在其中应承担推动力责任。以制笔为例，一家钢铁厂一天的产量，可能就够制笔行业消化一年。对钢厂而言，这点利润微不足道，因而没有动力去搞研发生产，制笔企业也没有足够力量，因而依赖进口。前期的研发，政府便应该承担下来，研发成功后交由企业进行市场化应用，形成良性的循环。
　　在提振信心之余，邱智铭也不忘给中国制造提个醒：必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在能批量做出中国好笔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接下来就要看能卖出多少了。
　　“关于笔尖钢量产后能降多少成本，还是跟规模有关，”邱智铭对时代周报记者称，“看后期如何推广，规模扩展得越大，成本就越低。太钢的试样，成本可能比进口还高（算上科研经费），但到一定批量，成本就会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