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能享受到安宁疗护服务的患者不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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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广角：寻找安放人生的“最后一站”
　　中工网实习生 汪嘉羲 中工网记者 张世光
　　截至2014年，成立于1987年的北京松堂临终关怀医院被迫搬迁了7次，其中4次是因为周边居民反对、认为“临终关怀”是晦气的事。
　　编者按
　　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规定，这一天为老年节。
　　对于患有不可治愈疾病的老年人来说，找到安放人生的“最后一站”并非易事。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速，旨在为这一类人群在临终前提供减轻痛苦的医疗护理服务的安宁疗护，作为一项民生需求正在不断增加。
　　但是，社会认知度低、服务供给不足、专业队伍尚未建立、政策支持不够等多种因素，制约着安宁疗护工作的发展。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让更多老年人能够安享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不仅需要推进康复医院、护理院、老年病医院和疗养院等延续性医疗机构建设，更需要在人才培养、服务价格、保险方式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
　　肖宁已经三番五次地被医生请到办公室，最后，医生和她两个人互相央求。肖宁求医生不要让病重的父亲离开这所三甲医院，但医生却反复说，“您不要难为我了，我错了，不应该把你们收进来，主任今天都骂我好几次了。”
　　最终，肖宁还是叫了救护车，带着父亲离开医院。救护车的终点是哪里，没有人知道。肖宁还记得父亲被抬上车时说了一句：“还折腾啥啊，我不想走了，就在这儿吧。”
　　像肖宁父亲一样的老年人有很多，他们在医学上已经失去救治意义，大医院不愿意收治，而能够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小医院又很少，家属也没有精力每日陪护。
　　大医院：我们真心照顾不过来
　　由于糖尿病综合征引发心脏、肾脏衰竭，父亲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难以动弹，肖宁只能带着他的病历奔波。“我也知道不行了，但很矛盾，不想放弃治疗，又不想过度治疗，只想让他减轻痛苦。”肖宁坦言，她不想让父亲在家离世，既有外人眼里“孝顺与否”的担忧，也有“在家里离世，孩子害怕”的顾虑。
　　结果，她在多家三甲医院吃了闭门羹。“从医学角度来说临终病人已无力回天，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种救治是不应该由大医院来承担。临终病人状况多变，家属心情也各不相同，我们真心是照顾不过来。” 在三甲医院工作的王医生告诉记者。这家医院在心脑疾病方面知名，患者的病床已经把走廊都塞满了。
　　王医生表示，按当前考核体系，病人在医院死亡，病历记录、死亡讨论记录等是“逢查必检”，这方面的工作压力远超过救治一名普通病人。当然，“死亡率”也是难以被回避的数据。
　　此外，病人入院后必须完善病历，要进行常规辅助检查。但对于临终病人来说，这些检查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在增加奔波劳碌和经济负担。一家三甲专科医院呼吸科的李医生告诉记者，有时临终病人通过朋友送到他这里，他不得不找其他病人来“帮忙”做检查。
　　肖宁的父亲在倒数第二次入院时被推进ICU三天，出来后又必须在观察室停留48小时以上，各方面指标合格后才能进入普通病房。观察室里病人多、家属多，穿梭来往父亲根本无法休息。结果，父亲各方面指标越来越差，最后只能无奈地从观察室“主动”要求出院。
　　就在肖宁父亲最后一次出院的时候，今年4月21日，全国政协在京召开第49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委员们建言献策的主题就是“推进安宁疗护工作”。委员们表示，目前我国能够享受到安宁疗护服务的临终患者尚不足1%。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的认识不到位，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因为开展此项工作的医疗机构较少，供需矛盾突出。
　　委员们建议，社区医院应该在这方面有更大的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任国胜提出，基于我国目前的医疗现状及人们的传统观念，立足社区并与家庭相结合推进安宁疗护发展是比较恰当的方式。“90%以上的城乡社区临终患者及家属愿意接受社区临终关怀服务，因为家能给患者带来安全感。”
　　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三级医院的床位使用率为99.3%，而一级医院的使用率则为62.3%，社区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分别为56.4%和63%。
　　社区医院：能否成“最后的稻草”
　　肖宁也曾把目标锁定在社区医院，因为离家近，照顾也方便。可是，最近的一所社区医院主要功能是给未成年人接种疫苗，此外就是治疗头疼脑热的常规疾病。接收临终病人，这家医院表示无能为力。
　　《工人日报》记者几经查找，在哈尔滨发现了一家成立较早、可承担临终安养治疗的机构——道里区共乐光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的墙壁被刷成了粉色，上面还贴着不少卡通图案和剪纸，一些过道处还挂着彩带。院长刘璐说，这些细节是为了营造温馨舒适的环境，给患者多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在一间病房内，年过半百的刘女士正在照顾90多岁的母亲。刘女士的兄长已经70多岁了，只有“年轻”的她还能照顾患有慢性病多年的母亲。“离家近，花费也不高。”刘女士说，母亲不想再去大医院折腾了。刘女生的父亲就是在这里离开，老人当年走得很安静。
　　专门接收临终安养的患者，这也让光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现了“回头客”。刘璐介绍说，医院从开办至今近8年的时间里，病房始终有人预约，7个单间从来都没空闲过。与大医院里的紧张不同，在这里，家属也有床休息。这让不少在大医院经历过 “小凳子坐一夜”的家属倍感温馨。
　　记者了解到，这里的患者都经历过大医院救治，有的人4天就花了2万元。一位80多岁的患者无奈地说，“大医院，治不起啊，一辈子积蓄都没了。”说完，病房陷入了沉默……然而在这里，患者月均费用为1000多元。入院接收方面也相对简单，承认大医院和同级社区医院的病历，“目标就是让患者少花钱”。
　　刘璐表示，这家医院与三级甲等的哈医大二院形成了双向转诊合作，社区的危重患者可以通过绿色通道，快速向大医院专家求助，并实现病历无缝对接；而大医院临终关怀服务的患者则被转入社区医院，就近就医。
　　但是，这家社区医院也面临着困难。“医学院毕业生大多想着去大医院施展拳脚，我们这里非常缺人，能否对社区医院的用人有政策倾斜？”刘璐坦言，除此之外，安养费用如何报销，扶持资金拨付到位，都是需要面对的问题。
　　北京大学医学部吴明教授曾建议，将安宁疗护服务纳入基本医保报销范围。由于收费机制不健全，一些安宁疗护机构长期亏损，而患者为了能报销，往往住院看病以减轻负担。事实上，安宁疗护费用远低于住院看病，如果纳入医保，反而能减少医保支出。
　　临终安养：要面对的不只是疾病本身
　　“社区医生做的工作不仅仅是治病。”刘璐说。
　　在光华社区医院，记者见到了一对老夫妻，两人是返城知青，没有子女。老先生病了，全靠老婆婆一个人照顾。采访中，老婆婆反复地说着“感谢”。 “他们减轻了我的很多负担，最重要的是减少心理上的压力。”老婆婆说着说着，突然哭了起来。
　　“临终安养不仅仅是和疾病斗争，还包括对患者和家属心理上的疏导安慰。”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教研室贺苗教授说。
　　贺苗表示，从事安养医疗的医护人员要改变以往为战胜疾病而采取的“生物”模式，而是应该向“生物—心理—社会”三位一体的模式转变。“就像在癌症治疗方面，以往认为大剂量甚至超剂量化疗是减轻病痛的方法，有时候甚至要战斗到患者生命最后一刻。但在安养治疗中，少治疗甚至不治疗，以减轻疼痛为目的姑息治疗方式，对于这些走向人生最后阶段的病人来说更为合适。”
　　贺苗经常提醒她的学生们，医学不仅要体现科学性、技术性，还要有人文性，“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从事安养工作的医生不仅仅要考虑治疗疾病，还要引导患者和家属正确认识死亡。“这就需要我们培养更加多元、专业、愿意投身安养事业的医护人员，也需要在政策引导方面多下力气。”
　　最后，载着肖宁父亲的急救车，终点站是一家私立医院。尽管院方很为难，但在和家属签订一系列协议后还是敞开大门。没有任何治疗，病人和家属只是在病房里静静等待，等待最后时刻。
　　被三甲医院“请走”10个小时后，在亲人的怀抱中，肖宁的父亲走了。那句“还折腾啥啊，我不想走了，就在这儿吧”，成了他人生最后一句话。
　　截至今年4月，全国设有临终关怀科的医疗机构共有2103家，提供临终关怀等服务的老年(关怀)医院有7791家、护理院有289家。(为保护逝者家属隐私，肖宁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