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精神康复模式：少数派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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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疾病正在成为中国公共卫生所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而以患者为中心的社区精神康复模式或许有望改写这一困局。近日，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中枢神经产品事业部副总裁朱益飞在接受健康点记者专访时表示。
　　“对患者本人、他们的家庭，乃至整个社会而言，精神疾病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二十余年的专业经历使得朱益飞深知，精神疾病正在将太多人拉入深渊，而社会公众的歧视和偏见也在无形中加速着患者的“沉沦”。
　　所谓的精神疾病，远不止近年来频频见诸报端的抑郁症，还包括精神分裂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儿童自闭症、多动症，甚至老年痴呆症等，都涵盖在Neuroscience（神经科学）的领域之内。
　　事实上，以药品的持续研发与迭代为基础的治疗模式的改进,对于帮助患者真正走出阴影至关重要。西安杨森在这些精神类药物领域已有30年的积累，其强大的产品组合为中国医学研究人员和医疗工作者不断探索创新的精神疾病治疗模式提供了支持。朱益飞坦言：“我们相信，一个没有误解和偏见的社会环境有助于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实际上，很多症状可以通过早诊早治得到良好控制。哪怕是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也一样可以像常人一般学习和工作。”
　　而朱益飞讲述中的完美社会环境，是从医院延展至社区的全面回归。
　　走不出的“旋转门”
　　2016年，经济学人智库发布亚太地区精神健康报告《亚太地区精神卫生综合评价指数》，数据充分表明，精神疾病在中国存在巨大“治疗缺口”—— 我国在2013年就有超过1亿精神障碍患者，而中国92%的精神疾病患者没有接受治疗。
　　朱益飞表示，西安杨森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精神类药物的研发，利用其在精神卫生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不断为中国患者提供创新药物。同时，随着近年来精神疾病发病率在中国的快速增加，帮助中国转变精神疾病治疗模式，提升公众的疾病认知，消除社会歧视与偏见，也日渐成为疾病救治的当务之急。
　　公众教育得益于潜移默化的媒体诉说，而治疗模式的观念变迁，则更多基于医疗环境的全体“突围”。
　　半个多世纪以来，精神类疾病的治疗模式在全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60年代之前，全球的精神类疾病治疗均以医院的机构化治疗为主体，中国的精神病院也均设在郊区，对病人进行封闭式的治疗。
　　在电影《美丽心灵》中，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数学家小约翰·福布斯·纳什（Jr. John Forbes Nash）多年来饱受着精神分裂症的折磨。电影中，纳什出院后频繁藏药，而这一幕，其实在现实中的精神疾病患者中也颇为常见。
　　“当病人在医院中长时间被隔离治疗，因为药物的关系而改善了症状。但当病人回家后，就会习惯性藏药、中断治疗并导致复发，然后又重新回到医院。这种在医院与家庭之间的往复，就是著名的‘旋转门’现象。”朱益飞解释道。
　　对于精神疾病的治疗，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患者回归正常生活，因而药物、心理和社会都是治疗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最理想的治疗是以患者为中心，构建社区内一体化治疗模式和疾病管理体系。”朱益飞表示，这在国外已有较为成熟的实践基础，日前国内也开始了初步尝试。
　　“坦率地说，我们很难把西方非常成熟的模式全部照搬，但可以先以低配置的方式做起来，”朱益飞表示，“例如日间病房，就是病人白天在医院里接受治疗，也接受一些功能恢复训练，晚上可以回家。这样他们还是生活在家庭中，治疗也更具有社会性。”
　　从一份工作到一份尊重
　　事实上，精神分裂症从首次发作到五年内复发的概率在80%左右，且首次发病的年龄普遍较轻，通常介于15至35岁之间。随着病情的反复，中枢神经的损伤也会逐步加重，患者因此而中断学业或失去工作的几率也相应提高。这不仅给患者家庭蒙上阴影，也造成社会的沉重负担。倘若没有特别的医疗体系支持，患者甚至有可能被家人放弃，从而流落街头。
　　面对这样的挑战，美国在70年代起就开始考虑如何在治疗过程中帮助患者尽可能地融入社会，基于社区的治疗方案也由此建立。具体而言，家庭与其所在的社区共同组建治疗团队，从过去基于“医生+家庭”的治疗系统转变为“医生+社区+家庭”的多向治疗系统。作为牵头人，社区中的个案管理师（Case Manager）会联合社区中的康复医生、心理医生等，共同对患者进行持续的支撑与治疗，并有责任尽早发现患者的复发迹象，以付诸积极的医院治疗。
　　“这样患者几乎可以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工作和家庭环境中，社区还会帮助患者寻找适合的工作，使患者自食其力、有尊严地生活，这都有助于康复。”朱益飞道，“大量的病人，其实是可以与精神性疾病一起生活的，直到他们慢慢老去。即使他们可能要在长达30年甚至50年的漫长岁月中与疾病作斗争，但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基本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这与10月27日北京大学护理学院举行的精神卫生社区康复方案专家研讨会观点不谋而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适应不同的工作。我们要给精神疾病康复期患者一些技能训练和指导，根据他的特点找到合适的岗位和工作让他去做。”北京大学护理学院院长尚少梅表示。作为精神卫生社区康复调研与干预试点项目牵头机构，北京大学护理学院日前正在强生公司支持下，联动社会资源，探索精神障碍患者从医院治疗向社区康复的过渡。
　　事实也的确如此。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副主任医师何锐提及，其接触过的诸多精神疾病患者中，大多在恢复期尤其渴望工作，渴望人际互动，也正因如此，“他们工作时往往特别认真。”
　　打破医院的围墙
　　从零到一，绝非易事。实际上，构建一套以患者为中心的社区一体化精神卫生康复模式，远非一个企业或一间医院即可触及的理想状态。过亿的精神障碍患者群体康复之路背后，需要举全社会之力的推动。
　　2015年，卫计委发布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指出，我国未来需积极推行“病重治疗在医院、康复管理在社区”的服务模式，鼓励引导社会资源提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政策红利带来遍地开花的社区新尝试。上海市长宁区提出“社区融纳”重型精神疾病服务模式，提供尽量自然、真实的社区康复环境，帮助患者适应社会；北京市朝阳区运行的“医院-社区-家庭”无缝衔接模式，则通过多学科协作模式，在社区开展系列精神障碍患者职业培训和工作能力恢复训练，希望以此来帮助患者重拾社会工作能力。同时，北京市海淀区建立了“医院-社区全程自助化精神康复链”模式，包括“封闭式院内康复-开放式院内康复-家庭式居住康复-自助式社区康复”，打通从患者入院到回归家庭的各个环节，实现从医院到社区、从封闭到开放的全程康复。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社区精神康复模式中，护理人员均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患者心理辅导、信任感建立的桥梁，护理人员的作为也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加速大众科普进程。
　　尚少梅也认同于此，她表示，护理人员在精神卫生康复中理应担任重要的承接角色，不仅需要承担在医院治疗期间的护理工作，当患者病情好转回归家庭后，更需要通过对精神病患家属的教育，使其快速有效地掌握精神卫生护理知识，帮助患者家属更好地照顾患者，使其能够顺利重返社会。
　　这些新尝试都无不在印证着，精神卫生护理需要打破医院的围墙，寻求整个社会体系的支持。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原岩波强调，“精神卫生需要卫生、民政、残联、综治、公安、人社、财政以及街道等多部门、多系统协同配合开展工作。”
　　聚力“开荒”
　　然而，可以预见的是，突围的道路依然修远。
　　尽管中国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尚有缺失，但近年来站上搜索热榜的精神疾病相关新闻，依然揭示了我国这类疾病的患病率在不断攀升。
　　朱益飞告诉记者，中国飞速的城市化进程、人口迁徙所带来的工作压力徒增，对情绪障碍有明显影响。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在上升，但实际就诊率依然十分有限。“我们看到的患者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患者还在选择逃避就医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症状是精神疾病引起。”诸如长期疲劳、失眠等症状，在患者认知中都还未被与精神疾病相关联。
　　另一类情况是，社会对精神类疾病的偏见与误解导致患者的病耻感较强，从而拖延治疗、消极治疗、治疗不够持续，导致疾病反复。
　　“持续不断的公众教育更有效。”为了减弱和消除社会偏见与歧视，朱益飞的解决之道是，将原本每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的宣教充分延展。2016年，西安杨森启动“接力1010”活动，预期在两年内，在全国50个城市招募1010名精神科医生，为每一位医生拍制微视频，分别讲述精神疾病细分知识，通过互联网持续不断地向公众输出。
　　“中国有两万多名精神科医生，1010名医生相当于二十分之一。截至今年10月10日，已经有372位医生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已拍摄158个微视频。”朱益飞颇为自豪地说。医生的热情参与，也让朱益飞看到了更多希望，联动医生群体一同撬动这个沉寂许久的认知荒地，能够积聚更大的力量。
　　与慢病、肿瘤一样，精神疾病被认为是当下人类最大的健康挑战之一，但它与前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很难有精准的方法了解相关的生物标记物，因而精神性疾病从诊断之初，难度就非同小可。
　　朱益飞坦言，人类对于大脑的基础研究还远远不够。“这是最后一个堡垒，需要时间，随着基础研究的慢慢突破，也许后续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各国政府都在致力于此，包括西安杨森的母公司强生在内的相关企业也在持续投入以加速研究。”朱益飞说，“西安杨森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承诺不仅局限于创新药物，也体现在与其他合作伙伴携手共同改善患者生活的努力之中。”
　　不仅如此，与精神疾病诊断相关的挑战还有短缺的医生资源。据国家卫计委统计，中国目前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医师两万多名，相当于每十万人口仅有1.49名医师。尽管政策规划在2020年将精神科专科医生总数扩大至四万名，但相较于剧增的患者人群，专业人士的缺口依然严峻。这也从另一方面佐证着，优化社区一体化康复模式，加强社区护理人员及基础医院人员培训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