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成精神病人希望出盼出院回家 无家可归成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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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巷子里的小课堂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04年，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在屋子里一丝不挂

　　难产27年的精神卫生法即将在5月1号迎来它的新生日。对于备受舆论关注的“被精神病”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的解析，而李文秀最关心的却是条例中关于“社区康复”的部分。多年来，她接触了太多从精神病院“走出去”的康复患者，在她看来，只有回归社会，才能让这个群体重拾曾经失去的尊严。

　　在北京西三环的一条小巷子里，有一栋不起眼的五层楼，楼外牌匾上写着——海淀区玉渊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这间楼里，有一间小小的“教室”，里面坐着一群特殊的“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目光略显迟滞，身材微微发胖，隐约可以感觉到异于常人。

　　这天是星期五，上午是英语课，李又力坐在课堂里，注意力集中的看着黑板，跟着其他“同学”一起大声读着“新概念”单词。这些所谓的“同学”其实还有另一个身份——病友。

　　这里是专门为出院或居家的精神病患者提供服务的社区康复站，和李又力一样，这儿的患者大都处于康复期和平稳期，他们每周的一三五聚集在一起，学英语、做手工、看电影，接受免费服药指导。

　　对于没上过几年学的李又力来说，学英语实在太难了，但他还是全神贯注的听着，有时还帮忙监督其他“同学”。他好学、责任心强，是最受老师和工作人员喜欢的“学生”之一。

　　今年39岁的李又力，8岁罹患精神障碍，幼年丧母，从未住院接受过治疗，病情反复。“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04年，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在屋子里一丝不挂，还指着墙跟我说，这有个‘小人’，走哪跟哪，走哪骂哪。”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李文秀回忆说。李又力也是李文秀在社区随访排查中接触较早的精神病人。

　　如今，李又力已是康复中心的“老人”，在康复站的帮助下，他还在社区担任了治安志愿者的工作，每月的收入足以维持生计。

　　“你看他们其实比我们普通人对生活的态度更积极”李文秀说，这里是他们的心灵家园，患者从这儿重返社会，不仅是身体的康复，更是精神上的回归。

　　海淀区区精神卫生防治院所管辖的八里庄精神卫生中心是北京市海淀区成立的第一家社区精神卫生中心。通过引进意大利的精神卫生康复模式，形成由康复站——区域分中心——精神卫生防治院的三级精神防治体系。

　　除此之外，海淀区区精神卫生防治院还尝试建立中国的24小时居住机构，患者每天生活在这里，同时分担角色，推选家长，分担家务、参与职业项目，每人每月包括食宿仅收取1200元，实现中间机构的过度机制。[更多]

　　回家的渴望

　　百分之八十的患者表示希望回家，但现实的情况是，很多患者已无家可归。

　　就在四月中旬，国家卫计委组织媒体和专家专门召开了一场有关精神卫生法的专题讨论会，康复治疗被认为是此次精神卫生法实施的最大亮点。对精神病患者而言，如今看病已经不难，康复却不易。如何“走出去”，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

　　卫计委疾控局精神卫生处处长严俊为媒体发布了一组数据，我国现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约为1600万人，而截至2010年底，全国精神疾病医疗机构仅572家，共有精神科床位132881张，精神科医师约2万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精神病专科医院面临的收治压力越来越大，精神病院本应主要用来收治急性期病人，现在却成为更多平稳期患者的长久居所。”

　　一面是“住不下”的医院，另一面却是对回家的迫切渴望。在一项针对住院精神病人的调查中，有百分之八十的患者表示希望回家，但现实的情况是，很多患者已无家可归。

　　“没有直系亲属，没有属于自己的家，即使有家却没人管，出院后能去哪？”严俊反问。

　　精神病患者因得不到有效治疗、康复和管理而被关锁或流浪街头的现象在我国极为普遍。即便是能够回家的患者，一旦回家后就闭门不出，跟社会脱节，加之对精神病人的偏见，使他们更不愿意融入到社会中，久而久之又酿成新的精神疾病。

　　严俊认为，尤其是在5月1号精神卫生法实施后，对于没有伤人伤己倾向的患者可以自愿选择治疗，更多的患者将走出医院，如果不能很好的管理这里病人，势必将带来更多的社会隐患。

　　李文秀也有着这样的担忧。“当年北大幼儿园事件，如果凶手能在社区得到有效管理，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悲剧。”她说的是发生在04年的精神病患者恶性伤人事件，当时造成18人受伤，一名儿童死亡。[更多]

　　举步维艰的社区模式

　　我们纯粹在做公益性的事儿，凭着热情做事，但是热情能持续几年？

　　事实上，精神疾病患者的社区康复，在香港以及一些发达国家早形成一定模式。患者在出院后，不会马上回家，而是去社区康复中心过渡。

　　但在国内，精神康复尚处于探索阶段，社区精神康复主要分医院康复和社区康复，比起精神病专科医院，社区康复资源更加稀缺。除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最早开展日间中心、24小时病房等康复模式，在其他省市康复资源依旧稀缺，运营举步维艰。几年的发展，李文秀却是出出“碰钉子”。

　　“以发展较好的八里庄分中心为例，目前包括专业精神科医生等在内，仅7名工作人员，而社区内处于恢复期的病人就多达300余人，人员配置勉强达标。”李文秀说，这还是在各部门大力支持的情况下，在很多社区根本达不到这个比例。

　　待遇不解决，人员无法保证，很多人宁愿选择做全科医生，也不做精神科医师。对此，李文秀颇感无奈。“年轻人也得生存，干精防不挣钱，留不住人。”这些年，李文秀眼看着人才来了又走，入职培训做了一遍又一遍。

　　尽管海淀区残联为精神病患者的社区康复提供了活动经费，但其中并不包括活动场地费、人员费用。“一间诊室本作为业务科室可以创收，但现在用作精神康复是没有钱的，我们不收病人一分钱，不赚钱还赔钱。”李文秀说。

　　“我们纯粹在做公益性的事儿，凭着热情做事，但是热情能持续几年？”李文秀认为，既然是程式化的治疗，就应该将精神康复费用纳入医保。

　　即将实施的精神卫生法针对精神障碍的慢性和大多需要全程治疗康复的特点，在不同章节中从社会动员、政府职责、具体措施、保障条件、法律责任等多角度对精神障碍的康复进行了倡导和规范，尤其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在李文秀看来，精神卫生法明确了政府的职责，未来经费来源会更加明晰，她希望卫生部门、民政部门和残联能够联动起来发挥作用。

　　未来，李文秀还打算再建10所24小时居住机构，但由于很多居民对与精神病人为邻颇有微词，如何选址又成了摆在李文秀面前的新难题。（文中所有患者姓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