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面包房里，精神病人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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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些似乎被遗忘的地方，有着一些似乎被遗忘的人群。他们说，我曾经也可以有美好的人生，他们说，我是半根蜡烛，也可以照亮一个角落。(07:46)
　　疯了的人比你清醒。
　　这是我跟北京的几个精神病人聊完人生后才有的感想。
　　他们告诉了我一些道理：
　　“人生里有的障碍，你挺挺就过去了；
　　即便自己只剩半条命，也值得活得高兴。”
　　他们住在精神病托管所，有大把时间自己安排，经常闲得空虚。
　　空虚的痛苦被他们用这样的话消解了：我们过着城市人十分向往的慢生活。
　　他们有的是因为想不开而疯的，疯了之后却学会了想开。
　　有时候我有种错觉，疯了的人比我精。
　　“疯狂”的面包
　　靖哥今年五十出头，在这所“精神病院”待了15年。
　　最近的一次发病是一年前。发病时，他不管看到什么东西都往地上摔。
　　有一次，他把自己珍藏的那套瓷器摔得稀巴烂。家人才开始警觉，这恐怕不是简单的脾气不好。
　　那是2000年左右，即便在北京，关于心理治疗都很忌讳。
　　“还是新社会好，在旧社会，我们这叫中邪，会被弄死。”靖哥的“病友”说。
　　先是慢慢被家属遗忘
　　靖哥“中邪”的劲头很难想象，因为他现在看起来太正常了。
　　这个“精神病院”官名为“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里面住着200个像靖哥这样的人，他们是群已经接受过治疗，度过了频繁发病期、处在康复阶段的病人。
　　靖哥因此称自己为“半根蜡烛”，在他看来，健全人是“一整根蜡烛”。
　　这200个人有不同程度的精神残疾：有人话说不明白，你说什么他都笑；有人对摄像机特别好奇，会把脸直接怼到镜头上；像靖哥这样的也有一些，他们几乎康复，很少发病，遇到节假日可以回家团聚。
　　但他们仍无法离开这里，有的是为了防止那“一次”，有的是因为家属的遗忘。
　　说到精神病，人们往往联想到暴虐和危险，比如《沉默的羔羊》中会食人肉的汉尼拔，《蓝丝绒》里会性虐待歌女的精神分裂病人，人们称呼他们为“疯子”或者“变态”。
　　病人家属也对精神病人避之不及，“病友”阿正说自己刚住院那会，老姨来看望他，走到门口不敢进，怕一进来就挨砖头。
　　“不想出去了，出去没人管。”另一位“病友”说。
　　本来，这里除了病患家属几乎没人愿意来，精神病人说：“我们被流放了。”
　　靖哥看到我们来采访特别兴奋，因为导演和摄像都是从外面来的“正常人”，他说自己最喜欢跟正常人聊天。
　　那个最优秀的男人，后来疯了
　　靖哥情绪比一般人高涨，话很密。
　　托管所的病人里，高学历的不少。比如靖哥，他出生在北京东城区，80年代，他顺利地考上了同济大学建筑系。他不是个书呆子，打篮球、打台球，踢足球都算得上精通。还从高中起弹吉他，拉小提琴，跟同学一起写剧本搞话剧，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毕业后，靖哥进了一所大学当老师。他拒绝提学校的名字，“我自己都这样了，就别给学校添堵了。”

疯狂的面包

　　刚进学校教书，他赶上了“下海潮”。一夜之间，有人成了暴发户。靖哥坐不住了。
　　他先靠给人画图纸攒了点小钱，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设计工作室，开始创业。
　　他把工作室弄得有模有样，聘请了几位设计师和工地经理，自己去跑项目。但创业之初，小项目只能维持基本开支，挣不来大钱，大项目又不多，工作室开一天就有一天的人力和房租成本，靖哥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
　　谁生活中都有坎，我的坎没过来
　　请客吃饭那套“社会学”流程，他从头学起。
　　“混社会跟教书完全不一样，大学更纯净”。他努力过，但第一次创业还是以失败告终。
　　所有设备都卖了，他只留下一把老板椅。
　　是那种可以转来转去的真皮椅子。这把老板椅是自己曾经当老板的象征，他留下来是想着要东山再起。
　　之后，他又尝试过很多行业，但当过老板的人，重新打工摆不正心态。有朋友总结过他那阵的状态：从小到大都太顺利了，跌了跟头了就想在地下趴着，最好谁都看不见自己丢人的样子。
　　靖哥失意的那段时间，朋友们都想帮他。
　　有个外地朋友买了新房想找他装修，他觉得自己都干过商场专卖店的设计，瞧不上家庭装修，在朋友家转了一圈说这屋刷刷白就得了，“当时我还端着呢，现在回想起来特后悔，当时很多朋友都想拉我一把，但我让别人失望了。”
　　没有一个人是钢铁侠
　　总有一种压力是自己扛不住的
　　俗话说，人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他事业失败后，恋人跟他分手了。母亲的去世彻底压倒他，那会他想死的心都有了，觉得活在世上特没劲，钱也没挣到，爱情也没了，亲人也离他而去。
　　心情不好的时候，他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就在家摔东西。靖哥说他有一套很喜欢的瓷器，一个茶壶四个茶杯，上面写着万寿无疆，平时舍不得用，但糊涂起来照摔不误，一套瓷器被摔得残破不堪。
　　家人尝试过带他去治疗，去看心理诊所，没有结果后不得已，把他送到了精神病服务托管中心。
　　入院后靖哥看过很多关于高强度工作人群的报道，在恢复过程中翻书看资料，去思考当时自己为什么就病了。
　　他说：“没有一个人是钢铁侠，总有一种压力是自己扛不住的。心理障碍谁都有，有障碍越过去就行了，我就是没越过去，一再扛着压力，直到精神防线崩溃。”
　　“不是什么好的都得是你的。如果安安分分地在大学教书，我应该会成为一个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回家吃晚饭时喝两口酒，抱怨一下工资少、这届学生不好带。”这样的假设也包含在他的反思里。
　　“你不是说他是精神病人吗？
　　他怎么会说英语呢！”
　　靖哥来精神病托管中心的第二年，“疯狂面包房（CrazyBaking）”项目启动。
　　这是由瑞士人伊万和德国人娜塔莎共同发起的，想让这些精神病康复患者有更多跟社会接触的机会。
　　两个外国人提出工作倡议时，精神病人们觉得这俩人病得比自己还厉害。
　　有的说，自己是来疗养，来康健的，不是来干活的；有的说，不会做面包，也不想做。
　　伊万和娜塔莎知道，还有一个原因，大家都不愿承认。他们是自卑，害怕自己的面包被人拒绝，不如与世隔绝少受些伤害。
　　伊万回忆起第一次见面的场景说：“自我介绍时，他们首先说的是我是狂躁症病人，而不是我叫什么。”
　　不管，伊万和娜塔莎两个人一边买了烤箱和搅拌机，一边不停跟病人说工作到底有多重要。
　　“正常人很少会把工作和愉快联系到一起，但对于精神病人来说，做面包能让他们再次看到外面的世界。”
　　于是，疯狂面包房在没有商业规划的情况下开张了。

疯狂的面包

　　恢复程度较好的病人被挑去学做面包。
　　他们显然比“正常人”更努力。
　　“病友”小雨做“麻花面包”，刚开始总是做不出漂亮的样子，师傅教他们先用毛巾练手，这些人回到宿舍，把毛巾湿一下弄成两条辫子，按照师傅教的方法卷毛巾。一个晚上没卷好就拿出十个晚上练，她相信自己挺一挺，总会能做出合乎标准的面包。
　　最早，疯狂面包在三里屯和燕山商圈有两个固定摊位，摊位上放着面包和一个写着“Crazy Bake”的招牌。
　　靖哥英语好，是卖面包的核心人物。
　　有一次出摊，买了面包的外国人兴冲冲地跑来跟伊万她俩说：“你不是说他们是精神病人吗？还有人会说英语呢！”
　　精神病人做的面包没有毒
　　误解经常会发生。
　　一次活动上，有个志愿者是老板，把面包全部买下后发给公司员工，但活动结束后，老板走了，员工把面包扔在桌上也走了。
　　“心里有一丝不舒服，但后来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们做的面包没有毒，会有人喜欢疯狂面包的。”靖哥说。
　　部分最早出于同情心购买面包的人，早就因为面包品质好成了老顾客。疯狂面包在外国人的圈子里有一定名气，一般都销往各大使馆和国际学校。
　　面包房的建立，为这所平日大门紧闭的托管所带来了改变。他们还用卖面包钱改善了生活。
　　“我们可以说这台空调是我们换的，那台卡拉OK机是我挣钱买的。”有的“病友”把挣到的钱存起来，家里给的补贴也能少一些。
　　靖哥有时候会幻想世界上出现一千个、一万个“疯狂面包房”，让病人可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样过日子才更有盼头。
　　这些人都离不开这里
　　我听到一个故事，精神病托管所里的一个医生去另谋高就了。没多久又回来了，说，“适应不了外面的生活，也想他们（病人们）。”
　　这是个出奇的生态，人们不想进来，进来的人不愿出去。
　　因为出不去，他们会打岔说，自己的大把时间，正是城市人羡慕的慢生活。
　　这里几乎人人会玩牌，精神病院会定期举办“斗地主月赛”让大家消磨时间。
　　这里不能上网，不能有手机，想看亲人就等着他们来探望。病人知道现在满大街都是共享单车，从电视上看的，但自己骑不上。
　　我问靖哥，你看起来跟正常人无异，为什么还不回家？他叹了口气说：“别提了。”
　　各人有各人的隐痛。
　　有的家人没能力再管。拍摄当天，我碰上一个六十多岁的母亲为女儿办入院手续。她跟工作人员絮叨，说为了女儿的治疗，自己一把年纪还得出去发传单。现在她的心愿是把孙子抚养成人，等自己老了，死了，孙子可以好好照看他妈。
　　有些病人不愿意离开。前面提到的小雨是2009年被送入托管所的，她曾经在2003年发病后被送入医院治疗，病情稳定后回到工作岗位。
　　年轻时，小雨是个十分好看的姑娘，喜欢文学和艺术。再次上班让她很高兴，可是，她觉得每个同事都在电脑后面偷偷观察自己，别人嘴巴动一下，她就怀疑是在说她坏话。她受不了别人异样的眼光，只能再次入院。
　　小雨年轻的时候是个美女
　　要离开的时候，有个女孩A刚被家人送进来。她今年36岁，从出生就有精神残疾。她父母老迈，坚持自己照顾到现在才送进来。
　　父母办完手续准备走，A才察觉，踉跄地追出来，捂着脸“呜呜”地哭。“别不要我，别让我一个人。”她边哭边说。
　　她爸妈也哭，说：“我们也没办法啊，快70了，真的管不了了。”
　　医生说，她会适应的，很快，她会像靖哥一样乐观。